四、知青先进代表（1 / 8）

●1979年8月17至30日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、市、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，激励青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
●1975年9月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：“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，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，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。”

●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，下乡知识青年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，安装打米机、柴油机20多台。

●知青先进代表中央召开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

1979年8月17至30日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、市、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。

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34名上山下乡、回乡知识青年。他们是：邢燕子、侯隽、程有志、蔡立坚、邱家恒、周秉建、洪调研、何营、王朋森、戈克俭、赵军翔、高崇辉、张志龙、纪庆勤、严洪华、高康良、周学俊、谈龙如、王老虎、张克难、刘敢庭、曹小平、陈跃文、招汉铨、戴彩润、傅衍彭、辛温、居元、刘裕恕、张革、孙立哲、鱼珊玲、肉孜古丽、薛喜梅。

代表中，女知青11人，男知青23人；回乡知青2人，城镇下乡知青32人；年龄最大的39岁，最小的23岁；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。

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。

在当时，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，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，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，激励青年志在四方、献身四化，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。

在26日，座谈会达到高潮。

这天下午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、副主席李先念，以及王震、余秋里、胡耀邦、王任重等领导人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。

华国锋在讲话中称：

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，还是搞错了?我们说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。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，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，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。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。

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。赴会代表人数之多，规格之高，宣传声势之大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这次会议，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们最后一次展示风采。

8月3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《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》，主要是肯定了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当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，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。

但是，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，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。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《中国青年报》，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“思绪万千，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”。

这些知青以质疑的方式，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。

对于这次座谈会，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，告诉到访的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说：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，破格接见代表，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，许多人漠不关心。

当时本想通过座谈会对典型人物的大张旗鼓的表彰，遏制知青的返城热潮。但是，事态的发展却是，代表们关于“扎根”的宏论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。知青返城的势头丝毫未减。

这年8月，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，到第二年6月，只剩下150万了。

但无论怎样，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，祖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们战天斗地的足迹。

除了这次表彰的一部分先进典型外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人物还有很多很多，他们为了广大农村的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勤劳，祖国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。上海知青高康良建设第二故乡

1969年的阳春三月，刚过20岁的高中毕业生高康良怀着建设新农村的豪情壮志，从上海来到江西省永修县虬津公社张公渡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，并担任了由10名上海知青组成的知青班班长。

来到张公渡，首先映入青年眼帘的是：对面的云山山脉层峦叠翠，脚下的修水河波光粼粼，田野里铺满了红花草，宛如绿底红花望不到边的绒毯。

然而，6月下旬，青年们刚刚安定下来，山洪就汹涌而来。大雨时停时下，河水还在上涨。在抗洪抢险战斗中，高康良冒着危险抢着下水去堵漏。他在堤上跑来跑去，在水里钻进钻出，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。洪水被制服了，高康良园满地完成了上山下乡的第一份答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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